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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社研究的診斷式描述方法和有聲思維的實證方法,都是為了盡可能揭示翻譯過程這個黑箱,但這二者的局限性也很明顯,它們關注的翻譯社過程未能真實地反映翻譯現實。把翻譯過程理解為翻譯生產過程,並把它提升到主導地位,採取族群觀察法深入翻譯社職場,也許能更好地反映現實中的翻譯生產過程。

理論與方法是任何學科的兩大支柱,我們在肆意摘取西方翻譯社研究30多年來所取得的理論成果之時,往往無暇顧及產生這些成果的研究方法。這就導致一些人熱衷於套用西方翻譯理論術語,隨意挪用翻譯社研究的結論,對諸多翻譯概念的認識似是而非,如“翻譯即改寫”、“翻譯即操控”等一些“大而化之”的說法充斥於耳。這也使得對翻譯的研究總是走不出別人設定的框架。唯有我們關注產生這些理論背後的研究方法,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具有原創性的翻譯社理論。

30多年來翻譯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對翻譯社過程的關注,採取診斷式的描述方法和有聲思維方法(think-aloud protocols,簡稱TAPs)的實證研究,是貫穿翻譯過程研究的主要方法。由於對翻譯社過程的理解相當狹隘,使得摒棄規定性的診斷式描述方法,脫離了翻譯生產的實際情況,在翻譯社實踐者看來,並沒有多大用途。二十多年的有聲思維研究,未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,也說明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針對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,本文把翻譯過程理解為翻譯生產過程,並把它提升到主導地位,採取族群觀察法(ethnography observation)深入翻譯社職場,也許能更好地反映現實中的翻譯生產過程。